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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书中有宝  »  《时运变迁》:双视角看大国“钱运”
作者:沛公

摘要: 保罗·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共同著书,用双视角回顾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卢浮宫协议的几十年风雨,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2017年11月20日至22日作


  注:本文依据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而写。



  二战后的半个世纪是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发展、变革的50年,在此期间,以美元为主角甚至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也在不断演变。作为亲历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2001年改为财务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共同著书,用双视角回顾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卢浮宫协议的几十年风雨,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美国实力比日本强,保罗·沃尔克资历比行天丰雄深,前者文章所占篇幅自然比后者文章大。因此,保罗·沃尔克论述更细致,行天丰雄论述则更明晰。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时运变迁》新增了行天丰雄撰写的第十一章《走进不确定的时代》,将时间线延伸至今。

  对于已了解相关基本史实的读者,本书400余页的正文,除去反映台前幕后的细枝末节(有时不免觉得琐碎),亮点主要是两人在经济决策、内外关系等方面的思悟。

保罗·沃尔克的思悟


  国际市场主要对短期利率敏感,而长期利率更多地影响国内市场。


  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视为一种更有效的刺激经济的工具。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不能代替行动。


  激励市场而不是真正利用它,在想象中和理论上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主意。


  经济政策的教训是,当需要紧缩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检验。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意愿问题。


  只要时间足够长,任何一个霸主要么变得暴虐残忍,要么只是脑满肠肥。


  一旦简单的汇率调整原则被接受,不论调整幅度多么小,市场上的投机压力,将使得遏制更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变得极为困难,且可能迅速引发汇率大幅变化。


  我不知道怎样设计一种可以避免危机的体系,而同时不需要考虑国内政策。


  管制的时间越长,扭曲得越厉害,公平、有效地处理扭曲的难度就越大。


  当一个有实力的大国采取行动时,它必须考虑反馈效应:可预期的该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反应。因为它知道其行动会影响后者。


  使汇率更加灵活的真正意图,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管制需要,并降低意在满足国内需求的货币政策与在外汇市场上保护货币汇率需要之间的潜在冲突。


  汇率的稳定性,虽被真诚期望,但只能在“有序的基本经济和金融状况”下出现,而不是由任何政府的具体决策来确定一个恰当的汇率。


  无论出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的动机,国家之间的判断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得出不同结论的可能性也很大。


  一国所做决定的时机、程度和内容,将受到其他国家准备采取的行动的影响,反之亦然。基本原理是,如果所有国家的行动互为补充,最终,它们在实现国内和国际目标方面都会做得更好。


  要想彻底解决通胀带来的所有难题,只能通过货币政策。


  提高利率几乎总被认为大于降低利率的风险,这也是一种实际的心理现象。


  人们不需要通过高级经济学课程来了解通胀与货币过多有关;只要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当我们说要控制货币时,我们的意思就是要对付通货膨胀了,届时,我们就有了影响普通人行为的机会。


  通过我们自己的坚定信念来改变公众预期,这类我们也许有过的梦想,仅仅是梦想。


  巨额财政赤字,尽管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是合理的,在复苏之初也是可以接受的,可等到经济恢复增长势头,对国家就没有任何好处。


  即使是好的、有责任的财政政策,也不能成为一项失败的货币政策的充分借口。


  从根本上重塑一种经济需要时间,同时需要考验民众和政治家的耐心。


  重要的是一个政府偿付的意愿,而不在于它的偿付能力。


  汇率的变化影响进出口价格,而价格的变化过程最终将影响到进出口量。


  从政治角度,除通常认为的紧急情况外,各国都不愿采取涉及税改和支出模式的艰难步骤,即使有助于解决如世界主要货币间明显严重失调这样的一个问题。


  困难并不都是技术性的。


  因独立于不同经济表现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管理变得非常复杂,或者是经济管理极大地加剧了汇率波动。小国可能最为脆弱,但大国也无法免于巨幅波动的冲击。


  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是个两面神。和善自由的一面朝内,对着集团内成员国。但阴暗面是对那些区域外国家的歧视。


  在我看来,那种认为那些国内关切总会与我们的国际责任冲突、理应从一个合作的国际秩序中退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国际合作有很多的正向溢出效应。

行天丰雄的思悟


  一个市场失去信用很容易,但恢复它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被恐慌笼罩时,我们没有理解和相信浮动汇率体制的价格机制作用。


  一国的货币价值,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事务,国家不会把这种主权决策拱手让与以储备之类为基础的自动指标体系。


  汇率本身的一个变化,并不会对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产生一个很快的影响。


  想要确定短期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困难的。


  国际努力不要试图去左右将目标落在具体增长率或外部收支上的一国宏观经济政策,那发挥不了作用。


  政策制定者之间那些非正式的最高级别的讨论,最重要的成果是一种相互间的启发影响。


  就债权国而言,出于种种原因,许多银行都过分热衷自身的短期商业利益,从而忽略了中长期内,其借款人有效掌控并利用这些资金的资历和能力。


  后来梳理债务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一种普遍道德风险的威胁——“债务疲劳”,借贷双方均受此折磨。借款人自问,他们为什么要牺牲经济增长,而只是去满足放贷人的贪婪。放贷人,则因为不得不在债务人信用逐年恶化的同时继续对后者贷款而心生懊恼。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开始同意某种债务削减不仅不可避免甚至可取和必要,这种债务疲劳是原因之一。


  有三种途径去减少债务存量,而且我相信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偿还债务。第二种,是将债务转成某种无须偿还的投资。第三种,是免除债务。


  复杂的金融技术永远无法单独解决债务问题。


  政治时钟的频率一般要比经济时钟紧迫得多,而同时经济事件通常具有强烈的政治反响。


  成功的政策协调有四个必备条件:第一,参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第二,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将产生议定结果形成共识。第三,必须建立起协调过程并加以维护。第四,参与国间必须有一个强烈认同,相比它们什么都不做,协调将为所有国家带来更大利益。


  目前的无体系状态的问题是缺乏汇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可能会伤及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增长。


  体系本身不是终极目标。其持续性真正取决于各国能否利用体系以最大化它们的国家福利、促进增长、价格稳定和就业等。各国需要被说服,在考虑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成本收益之后,体系带来的额外利益给了它们一个留在体系内的激励。


  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货币就像一个商品一样被交易。其结果是,这存在着几乎是持续性的过火风险。在市场内部,交易者是更喜欢波动,因为他们能比从稳定的市场赚更多的钱。相反,商人更偏好稳定,因为有利于他们提前做计划。


  国家若要扮演世界霸权领袖的角色,需要在六个领域具备领先优势,即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和价值观。


  在美国和中国的引导下的主要国家必须明白,国际合作是实现其各自国家目标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建立具备有效的相互监督和约束责任的政策协调机制。

沛公的感想

  根据两位作者的主要观点和书中涉及事件,我有一些粗浅的认识:

  国内政策和国际合作常存在冲突,也可理解为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并非总是一致。但如何平衡好内外利益,避免零和博弈,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可谓理解易,执行难。《时运变迁》译者于杰就认为——

  全球化过程中,失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各经济体是在持续的失衡中,寻找均衡,这个寻找过程,就是摩擦、争端。摩擦起于贸易,贸易影响货币,货币再逆向影响贸易。解决争端的过程,需要妥协。

  正所谓“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妥协的基础还是实力。实力决定话语权,决定一国能否成为国际规则制订者。

  可实力强了,牵挂也多,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美国的强大形成美元的强势,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反过来又约束美国的内外经济政策。从书中就能看出,保罗·沃尔克对此深有体会。特别是当前,大国不仅是国际规则制订者,还要当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保罗·沃尔克的体会也包括几十年间不断出现的棘手的经济问题。显然,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贪婪结下的苦果,人类总爱张口吞下。最新的教训就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行天丰雄就感慨——

  金融的主导地位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两个重大挑战。其中一个是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自信和风险意识的丧失。……另外,金融工程的发展,助长了错误观念的形成,以为玄妙的金融术能够控制一切风险。

  金融术再复杂玄妙,最终要依赖信用。可惜的是,这同样理解易,执行难。

历史的彩蛋

  《时运变迁》在记录严肃正经的大事之余,又添入些许活泼轻松的小料。这些历史的彩蛋,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变迁的时运: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是工业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正式成员,但还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据行天丰雄回忆——那段日子里,国际会议中的日本代表团,被戏称为“三S”代表团:微笑(Smiling)、安静(Silent)、有时睡觉(Sometimes Sleeping)。

  行天丰雄透露,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和日本大藏相水田三喜男私交很好,并互赠私人礼物——水田三喜男赠给康纳利一件雕刻精美的漆木日本魔鬼面具。“这据说是保护女性的魔鬼。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府上,康纳利夫人和令千金们会一直平平安安的。”他赠礼时说道。康纳利则机敏地回答:“哦,是吗?我以为它是过来吞噬美国经济的经济动物呢。”作为回礼,康纳利送给水田一双定制的得克萨斯牛仔靴,为此他必须量一下水田的脚。他让水田脱掉鞋站到一张纸上,而财政部部长本人则用一支铅笔勾出水田的脚形。水田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说:“日本人有句俗话,大脚男人脑子小。”康纳利则说:“不,不,您无须为此担忧。相反,美国倒有种说法,女士们喜欢脚大的男人。”

  第一次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冲击甚大。据保罗·沃尔克回忆——在1974年1月罗马的二十国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舒尔茨做报告时,简略地提及他刚刚见完教皇保罗六世的无力感。教皇告诉他说,相比聚集在一起的所有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家们,上帝通过赐予欧洲一个温暖的冬季,对石油危机做出了更具建设性的回应。

  某发展中国家财长曾对保罗·沃尔克说:“当基金组织与一个贫弱国家协商时,国家排队。当基金组织与一个强大国家协商时,基金组织排队。当大国之间存在争议时,基金组织就从火线上抽身了。”

  行天丰雄称,20世纪70年代后期金融界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保罗·沃尔克称,经济学家并不擅长预测转折点——经济预言家职业里有一条经常被忽视的审慎准则:选一个数字或者选一个日期,但不要两者都选。

  1985年9月,美国总统里根利用“301条款”打击日本。日本政府则努力想办法降低贸易顺差。据行天丰雄回忆——首相中曾根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建议:每一个日本人应该购买价值约100美元的进口商品。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陪同下,他访问了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两三条非常高档的领带。很遗憾,领带是法国生产的。

翻译的欠缺

  《时运变迁》虽非充斥术语,却不那么易读。依我看,它的难读之处除了大段近乎流水账般的回忆文本(好处或许是使读者身临其境),还在于译者力不胜任。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纯粹直译,如“1971年5月,当时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德国就已经明确宣布,它将放弃固定汇率,如果固定汇率同其国内首要任务——应对通胀——严重冲突的话。”其他类似“汇集广泛的专业智慧支持”的生硬翻译也有许多,挺影响阅读体验。

  正文翻译欠缺,倒是序言部分于杰原创的《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读〈时运变迁〉》写得精彩。经济参考网发布过此文(http://jjckb.xinhuanet.com/2016-11/22/c_135848730.htm),不妨一读。

  行天丰雄认为,21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但我们明白,21世纪更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时运变迁》详述的大国决策得失和跌宕“钱运”,对中国来说,颇具启发。

  而对读者来说,如行天丰雄所愿,《时运变迁》确为有价值的思想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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